——建立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

李稻葵

    摘要：气候变化以及如何防止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世界性的、超越意识形态争论、超越文明价值冲突的最重要的话题。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国内坚决推行节能减排，制定并公布能源价格调整时间表，使能源需求在可预见的时间里趋于理性；同时以我为主开展国际研究，提出节能减排的中国理念和标准——按照发展路径减排，从而代表发展中国家，主导二氧化碳排放国际谈判。

一、中国必须为气候变化承担国际义务

    气候变化以及如何防止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世界性的、超越意识形态争论、超越文明价值冲突的最重要的话题。
    二战结束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这种关注从欧洲的绿色环境保护主义者开始，而后，他们逐步说服了整个欧洲社会，包括政界、大公司以及主流的学者。在我看来，200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2006年夏天开始，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开始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尤其是《华尔街日报》、《财富》等财经媒体，也纷纷转变态度，而此前他们不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也不承认气候变化会对人类未来的生存构成威胁。2006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头脑风暴”（Brain Storm），同时与会的有300多名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大家在这个会议上填了一份问卷——获得高度一致的是，如果300多个人的头脑要集中起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那将是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环境问题。与会者还认为，在环境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二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而不是本届总统小布什。
    尽管如此，我想提出的是，这种认识很可能是错误的。也许再过500年、1000年，人类重写历史的时候，会发现2006年这个转折点，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对人类造成极大损失的转折点。很可能1000年之后人类进行重新认识的时候，发现气候变化并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没那么可怕。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去治理气候变化，治理也没用。虽然这种说法在1000年之后很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孰对孰错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既然已经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么，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必然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诸多影响。气候变化完全有可能是西方人“忽悠”我们的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仍然要认真应对它。
    诚然，我们可以讲，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历史上80%以上的二氧化碳都是他们排放的，但是单纯地强调这个逻辑，苍白无力。因为西方人的逻辑历来如此，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追究过去，什么殖民历史、鸦片战争，他们都不谈了。既然全球变暖今天已经成为重要话题，中国每年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高于英、美、欧洲每年减少的排放量，那么中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问题的根源国，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大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单纯讲历史、强调不该承担义务的话，远远不够。表面上看，我们可以不承担义务、没有成本，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是要付出成本的。为什么呢？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环境保护只是其中之一的考虑。我们还有在全世界获得石油资源的考虑、出口产品到国外获得外汇的考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展外交的考虑、祖国统一的考虑，等等。更不要说，我们还有大量的投资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环境保护上不让步，势必会在整体外交上变得比较被动，被迫在其他方面进行让步，这同样是一种成本。所以，我认为，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要有全面的战略性思维，而不只是一味地强调我们没有责任、中国是一个穷国，等等。这样的理由的确是需要讲的，但单纯讲这些，不采取积极的策略，不做主动性的工作，完全没有用。

二、建立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

    那么，中国到底该怎么办才对自己更为有利？我想，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以应对这种国际压力。
    1.在国内大规模地、真刀实枪地搞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减的不仅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减的也是我们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度、对不清洁煤炭的依赖度，更战略地讲减的是影响我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所以节能减排要坚决地执行下去。关于这个话题，我可以提出具体的建议。比如成品油价格与资源税，现在政府考虑很多，不愿在短期之内增加，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建议，政府应该及时公布一个时间表，比如半年之后，我们的成品油价格增加10%、资源税增加5%，再过半年再增加10%。我们搞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一出来，马上就会使我们的投资者、消费者在投资、消费决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选择节能的技术和产品，效果立竿见影。如果考虑到政府在未来一年到五年要逐步提高成品油价格，尽管目前油价还没有上调，消费者也肯定会选择购买节油的车型，不会再购买油耗高的汽车。另一方面，如果公布了这个时间表，马上会使西方的原油期货市场以及其他原材料期货市场价格应声而落，他们会说中国节能减排了，使用量减少了，咱们降价吧，这马上就会有效果。这就是在国内搞节能减排，真刀实枪的做法。
    2.在国际上，以一个大国的方式来研究制定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领导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谈判
    具体说来，就是要扭转我们国家过去30年以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模式。过去是什么模式呢？是我们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养老退休等等，我们就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福特基金会甚至麦肯锡咨询公司给我们做个研究。这次我们应该拧过来，由国家拿出一大笔钱，比如一个亿的美元，由我们国家的某个机构来牵头，在全球范围内招标，请国际上各个方面的环境专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来一起研究如何节能减排。我们出钱、我们挑人，当然可以做出支持我们谈判的研究成果，而且我们组织的是国际一流的专家，并不是中国人关起门自说自话。在此基础之上，要提出节能减排的中国理念和标准。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减排义务。我们出这个钱，主动进攻，包括基辛格、克林顿、戈尔等，都可以请过来做我们的研究人员。这样做的话，我们不仅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地位，战术技术上也是领先的。所以，应该尽快由国家拿出资金，展开大规模的、国际化的研究，以此得出我们与西方人谈判的论据。

结语

    我的理念是，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是沿着发展路径减排。我们要把西方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规律找出来，我们可以承诺，在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排放比西方低；西方发达国家也要承诺，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同样要减排。这样一来，我们就是按照经济发展曲线来减排，不比较绝对量，只比较发展路径。这样做，既承认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减排义务，又充分考虑了二者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不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极端的约束与遏制作用。在此标准下，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是在其发展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减排后，二氧化碳的排放尽管在总量上是上升的，而且也有可能相对每单位GDP的排放量也是上升的，但是它与发达国家之前同一增长阶段的排放量相比却是下降的。按照发展路径减排，才是真正地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减排义务。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本文责任编辑张亮

2008年第6期

——生态价值观与生产、生活的渐进革命

卢  风

    摘要：今日之中国，“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是极度畸形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如肿瘤般膨胀而精神文明极度萎缩的文明。走出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限制“资本的逻辑”。这既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去创造发明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国家制定鼓励适度消费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一、“资本的逻辑”已差不多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指南

    亚当·斯密把“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的目的而积累的资产储备”。索托认为由斯密关于资本的论述所能得到的重要启示就是：“资本不是积累下来的资产，而是蕴藏在资产中的潜能，它能推动新的生产。”即资本最重要的价值特征就是能增殖。
    什么是“资本的逻辑”？可简洁表述为：资本就是处于投资过程中的能增殖的资产。“资本的逻辑”必须通过资本的人格化才能在现实生活（或经验世界）中产生影响，或说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才能得以实现。货币、机器设备、厂房、技术、科学知识等，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才能带来财富的增长。仅当具备如下两个社会条件时，“资本的逻辑”才会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1）逐渐建立明晰产权和保障货币信用的完备制度；（2）逐渐把以赚钱为主要（甚至最高）生活旨趣的人们凸显为社会中坚。
    说一个人群（阶级或阶层）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大致有两层意思：首先，统治者是从这个人群中产生（或遴选）的，从而属于这个人群的人们被看作高贵的或有声望的人；另外，这个人群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最正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致为这个人群的生活方式辩护。
    被索托说得颇为神秘的使资本的增殖潜能得以实现的秘密，就是这两个社会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这两个条件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没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成熟，标志着这两个条件的最终形成。
    资本能充分展示其魔力，归根结底就是货币能充分展示其魔力。“货币的有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约束货币供给的制度”1。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展示了最大的魔力。如果私人产权得不到广泛的尊重，资本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私人产权制度趋于完备的过程，也正是以赚钱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们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的过程。或说私人产权制度趋于完备和以赚钱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是同一历史变迁过程的两个侧面。
    虽历来就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但惟有现代社会才能使“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跃居上流社会，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
    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私人产权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并逐渐把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凸显为社会的中坚。到21世纪，这一社会变迁过程已彻底完成，于是“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一切的逻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寻求富国强兵之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个历史契机，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抵制“资本的逻辑”最为有力的政治路线和经济体制。彻底抵制“资本的逻辑”的后果，是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这得益于国人发财致富欲望的释放和“资本的逻辑”。从1978年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显然以建立产权制度为中心，“解放思想”显然以认同经济主义为目标。当中国共产党宣布私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时，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无疑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至此，“资本的逻辑”已差不多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指南。今日之中国，“资本的逻辑”已成为约束制度建设的最有力的“逻辑”。
    今日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的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私人产权制度也不及西方社会完备，但中国人追求富强的心情极其迫切，从最高领导层至平民百姓都有个基本共识：“发展是硬道理”，追求经济增长的决心不可动摇！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魔力已有目共睹，于是多数人对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观都衷心拥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十分顺畅的。因为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于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经济增长既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为保障经济快速增长，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建立让各种资产释放增殖潜能的产权制度2。改革以来的制度建设，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家规定的银行利率，就激励人人投资、理财，在有经济头脑的人们看来，只把钱存在银行里，是十足的愚昧。这样的制度，再加上当代媒体每时每刻的煽动，便激励出无比高涨的发财致富的热情。当然，就产权制度建设而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外在制度”建设方面速度很快，但“内在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价值导向的严重错位，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的互动，导致了极其严重的诚信危机。诚信危机当然是资本施展神通的大碍。
    不能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都绝对诚信，即所有人在进行任何交易时都恪守诚信原则。但资本展示魔力的基本前提是，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遵守诚信原则。商人大多不可能把诚信当作内在价值，而只把诚信当作经营策略。故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时地出现欺诈性交易。但“资本的逻辑”要求人们大致遵守诚信原则。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还会培养一批把诚信当作基本美德的人，于是诚信成为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制度要求。与之相比，今日中国的问题是，诚信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小，虚浮风气太盛，这是资本施展魔力的严重障碍。但国人追求财富的欲望十分强烈，在国际市场的范导之下，中国社会随着“外在制度”之日趋完备，“内在制度”或可逐渐形成。

二、主流经济学是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经济学

    当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被凸显为社会中坚的时候，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修改就会越来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从而使“资本的逻辑”产生越来越大的规范力量和激励作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济主义是直截了当地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意识形态：它不再矫言，人们拼命赚钱是响应“神召”；它断言，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惟一源泉3。在经济主义和现代制度的激励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投放在经济活动中，于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时，为使资本不断增殖（即社会经济不断增长），为使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卖得出去，就必须激励“大众消费”，鼓励奢侈消费和“符号消费”。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重视商品的符号价值更胜于重视其使用价值时，这个社会便已进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消费主义就应运而生。显而易见，消费主义就是经济主义在消费社会的翻版。
    消费社会激励人们大量消费，归根结底就是这个社会的资本持有者在激励人们大量消费。现代消费主义掩饰了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意义追求之间的界限，激励人们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鄙视消费主义而特立独行的典型人物是19世纪美国的大卫·梭罗，他一生都在进行着这样一种“人生试验”：用最少的物质财富，过最丰富的生活。他以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他的著作却展示了一个真正特立独行者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不知就里的人可能会认为他的一生很不幸，但他宣称自己的一生过得很幸福，他相信自己是世上少有的幸福的人，一生无怨无悔。梭罗的“人生试验”雄辩地证明，消费主义不是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不必都像大卫·梭罗那样生活，我们可以适度消费。那么该如何界定这个“度”呢？最低的限度似乎是足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食品、御寒保暖且保持基本体面的服饰和遮风蔽雨且适度舒适的居所。但人是生活在文化之中的，文化有把人的本能需要无限扩大的功能。在此所列出的三项，只有食品一项可通过现代生物学和营养学而明确界定最低限度。其他两项都必然是历史地变化的。人类对服饰的追求绝不可能仅满足于御寒保暖，一旦顾及体面，就可能向奢华方向发展。人类对居所的要求也绝不可能仅满足于遮风蔽雨，一旦顾及舒适，就可能向奢华方向发展。但我们可定义一个绝对最低限度的消费，那便是只消费足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食品，而不讲究口味，更不以食品消费方式标识自我；只消费足以御寒保暖的衣服，而不以服饰标识自我的地位和身份；只住足以遮风蔽雨的居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造的小屋或可代表极限），而不以居所标识自我的身份地位。这个最低限度的消费是可以科学地界定的，尽管现实中只有颜回和梭罗那样的人才会真的依此消费。
    对于真正能独立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来说，明确意识到这个最低限度十分重要。一个身体、精神皆健康的人，通过学习、工作而挣得能满足绝对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并不难。如亚当·斯密所言，“最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即可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
    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也许是粗鄙的，但却是合乎人性的。在他们看来，“资本的逻辑”支配一切的社会恰恰是最好的社会。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是为“资本的逻辑”辩护的经济学，其关于人性的基本预设是：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存在者。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是个人的自然倾向，永无休止地追求经济增长则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倾向。如果人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便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改变的，“资本的逻辑”是不可限制的。
    永无休止地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质吗？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什么不变的抽象物，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在出生时没有能力选择社会制度，他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定社会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能强有力地塑造一代又一代的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在中国城市中的人，自幼就浸润于商业气氛日浓的社会中，自然很容易成为消费主义者。但在毛泽东时代成长和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自幼就浸润于革命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氛围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他们中许多人至今仍未完全蜕尽理想主义气质。
    当代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借助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物质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特别值得重视。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标榜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只研究（或描述）事实，不作价值判断。实际上这种打着价值中立旗号的科学有极强的价值导向作用，它的基本价值导向就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科学“离不开价值判断”，“在经济学中引入人本主义就是要重视价值观”4。
    主流经济学混淆了需要和要求，而把人的所有需要都看作要求（或欲求）。“而要求只是被看作个人所选择或偏好的、使其效用或满足最大化的东西。”5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要求，需要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层次的需要是不可公度的。但以功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用同一把满足感的尺子来衡量不同的需要”。这当然具有计算上的便利，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生活似乎都有把一切都转换成数字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时代就是个“数字统治的时代”。6“资本的逻辑”要求“数字的统治”，要求统一度量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货币的优点之一是便于计算。“资本的逻辑”要求把一切人类活动都归结为经济活动，从而货币可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在根据“资本的逻辑”建构的当代生活世界中，人们相信，追求意义就是追求金钱和物质财富。这是“资本的逻辑”和消费主义对人们意义追求的最严重的误导！
    资本主义让多数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但它抑制人们以真正多样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一个社会若不能为人们不断满足高层次需要创造条件，而一味激励人们无止境地满足低层次的需要，就会导致人的畸形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它激励人们成为赚钱和消费的好手，但并不鼓励人们追求精神创造和多种文化创造，更不鼓励人们培养德性，追求极高境界。于是，今天被社会推举的优胜者、获奖者或名人往往不是真正卓越的人。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本的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则是个极度畸形发展的社会，是个物质文明如肿瘤般膨胀，而精神文明极度萎缩的文明。
    在“资本的逻辑”的支配下，在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导向之下，社会重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欲望创新，但决不鼓励真正的价值观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资本的逻辑”和主流经济学隐含着强有力的价值观，这就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当代社会鼓励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只是实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目标的创新，而不是真正的价值创新。如果说使每个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要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那么，激励人们仅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则是资本主义的巨大错误。在根本解决了物质匮乏问题的前提下，健康的社会应激励自由的价值创新和精神创新，而价值创新和精神创新就是人生意义的创新。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现代发达社会，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非拥有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由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在消费社会，人们认为钱越多越自由，购买得越多就越自由，人们只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看重生活方式的创新。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给我们的警示是，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激励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如果没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真的很难“科学地”驳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你尽可以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是粗鄙的意识形态，尽可以说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是俗不可耐的7，但众多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会回敬说：你们愿意追求精神丰富且乐于过物质上简朴的生活，那就请便吧！别来干涉我们的物质豪华生活！我们有过这种生活的权利！按照“资本的逻辑”建构的现代文化固然把“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当作人的权利，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人这样的权利！如果说哲学伦理学能说明消费主义是粗鄙的，那么生态学则表明，几十亿人按消费主义指引的方向生活是极度危险的：地球生态系统不能支持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消费主义激励的集体生活方式是自杀式的集体生活方式。不弃绝这种生活方式，人类将走向毁灭！

三、限制“资本的逻辑”，只能靠一场“渐进的革命”

    自由主义是现当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民主宪政和市场制度给信仰不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中立的制度框架（基本制度是受国家垄断的暴力维护的，即违背基本制度者是会受到强制的），至于个人持什么精神信仰，那是私人或特定族群的事情。但事实上，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制度的制定。笔者并非一味反对基本制度保持中立性。能确立中立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基本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今天架构一种中立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彼此协作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回事，努力使政治、经济制度对不同宗教和信仰保持中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经济制度公然偏袒某一宗教，压制其他宗教，那便必然导致思想专制。所以，政治、经济制度的中立性是制度建设的理想目标。本文以上已表明，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制度虽努力保持其对各种宗教的中立性，但它却受到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过强影响，归根结底，受“资本的逻辑”的有力约束。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条件的制度应努力保障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以保障绝大多数人都能满足其基本需要，但它不必刺激、胁迫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它不应该特别偏袒经济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笔者不主张放弃基本社会制度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信仰的理想，问题是现当代制度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信仰处于相互支持的关系之中，这样，基本制度对知足常乐者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制度中立于各种宗教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中立于思想或价值观，因为任何“外在的制度”都是在某种思想或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的。现代制度就是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的8。
    有人倾向于把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也看作中立于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这是矛盾的糊涂看法。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既是已渗透进基本制度的意识形态，也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是主导生活时尚和社会潮流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它们似乎可以与各种宗教观念并行不悖，但这是各种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不断退让的结果。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仍有许多人信基督教，但他们的信仰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人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已被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冲淡。今日基督徒们的信念已不再是纯正的基督教信念，因为其中羼杂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信念。他们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赚钱、及时消费，周末才到教堂去寻求主的安慰。认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中立于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相当于认为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人人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就像人人都必须呼吸一样），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共产主义者。这是十分荒谬的看法。
    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如果把“利益”理解为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便只好承认，“资本的逻辑”是最合乎人性的逻辑，消费主义是最人性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其实，“资本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坚强表现，得益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导向的“成功”，但这决不表明“资本的逻辑”必须成为社会建制的指南，更不表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符合人性的真理。
    “资本的逻辑”制约的社会似乎给人以理解最高价值的自由，即人们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但由于民主过分受“资本的逻辑”的制约，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便打了折扣。由于整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始终处于互相支持的关系，且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受国家垄断的暴力机构维护的，于是制度和作为社会中坚的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对所有不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构成巨大的胁迫作用，这正是所有宗教（包括原本强烈反对物质主义的佛教）向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妥协的根本原因。
    反对“资本的逻辑”支配一切不意味着必须走向极端，如回归中国“文革”时期的计划经济。没有经济活力的社会是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使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以满足，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是，取得这项伟大成就之后，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仍尽力激励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十足的愚蠢了。走出生态危机的惟一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限制“资本的逻辑”9。
    如何限制“资本的逻辑”？谁来限制？只能靠一场“渐进的革命”！或许立即有人说，“渐进的革命”是个矛盾的概念。其实不然。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变当然是一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将与历史上的革命截然不同，这将是发生在民主、人权观念十分深入人心的历史时期的革命。它不会再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而将表现为一场由价值观的逐渐改变所引发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它将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次革命有望在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中逐步地得以实现。在任何一个历史片断中或许都看不出什么革命，但经过长期的渐变后，就会发现：文明经过了革命。
    生态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将是革命的关键。生态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绝不仅是少数思想精英宣传教育的结果，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们不断警示和惩罚的结果。随着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各种污染的日益严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生态价值观。信持生态价值观人们会去限制“资本的逻辑”！
    生态价值观与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的增多，意味着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的减少。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历史时刻的到来——以赚钱为主旨的人们不再是社会的中坚，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到那时，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就不会过多地受“资本的逻辑”的支配。到那时，梭罗、颜回式的人们就不会被看作没有人性的怪人，而会被看作学习的榜样；拥有巨大豪宅、游艇和许多汽车的人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他们甚至会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向这些人学习，人类将走向灭亡！到那时，会有较多的具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进入政治领导层，于是国家和政府就不会只是“资本的逻辑”的执行机构，而是推动文化健康发展的组织。到那时，国家和政府就会采用一些限制“资本的逻辑”的办法，如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福利税制，使医疗和基础教育退出市场，激励慈善事业，激励各种非营利性事业，给生态产业以优惠政策（如在生态产业与旧产业竞争时期对生态产业免税、减税），大力投资生态学、生态技术、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研究，激励科技的生态学转向。
    当以赚钱为生活主旨的人们不再是社会的中坚，而信奉生态价值观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时，国家和政府会保持更高水平的中立性，因为它们不仅对各种宗教保持中立，还对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中立（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被生态主义所取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如此。国家、政府和政治、经济制度都不再一味地激励拼命赚钱、及时消费。生态文明的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将激励人们更加自由地创新，不仅激励人们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而且激励人们进行价值创新和生活方式创新。

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看透“资本的诡计”，摆脱“资本的逻辑”的束缚，去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去创造发明真正适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国家制定鼓励适度消费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如，根据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承载力，计算可允许使用的汽车数量和住房面积，进而规定每个公民可拥有（消费）的汽车数量和住房面积。如每个中国公民或许只能拥有十分之一辆汽车，只能拥有40平方米住房，这或许就是公民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的生态极限。这种生态极限是可以科学测算的。用科学方法测算的生态极限，就是大众消费不可突破的度！富有者想多消费，必须交重税。可见，我们可以根据生态学和经济学来规定一个适度消费的度！
    人类中也许永远都会有一些物质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当然永远都应该受到尊重。人类文明也许永远都不能废除市场经济。在生态文明中，市场制度可与民主法治一起激励产业结构的转换，激励人们消费偏好的转变。当越来越多的人具有生态良知，具有对清洁环境和自然美的偏好时，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对生态产业和清洁生产的呼声，有越来越大的对绿色产品的需要，从而逐渐发育出生态产品和绿色消费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会呼唤、支持并激励生态经济制度。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1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0页。

2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当是中国产权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3  何谓经济主义，可详见Ian Davison, Value, E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P.174.

4  【美】马克·A. 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  【美】马克·A. 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6  【美】马克·A. 卢兹、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译：《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  实际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也给出了生活高雅和艺术高雅的标准，浅薄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看到梭罗式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今天中国之开高档轿车者大多看不起骑自行车者。

8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价值观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型塑着现代制度，民主社会张扬自由、平等，成为社会中坚的以赚钱为人生主旨的人们，可通过民主程序而让制度体现自己的意志，更不用提商界巨子们能通过更隐秘的方式影响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9  注意：这里只说“限制‘资本的逻辑’”，没说“废除‘资本的逻辑’”。

● 本文责任编辑曹春玲

2008年第6期

——红绿生态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

郇庆治

    摘要：中国的发展，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增长经济”而不是“增长中经济”的特征。中国所面临的真正生态威胁，是经济与社会对经济增长本身的不断增加的依赖。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许可以成为更有效地抑制与逆转增长经济化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任何中国肯定会这样做的保证，而且即使选择这样做也未必能成功，但生态社会主义的选择极可能把中国带向十分不同的未来——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基于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或红绿的理论视角，本文将首先对今日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及其与生态恶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概括，然后将逐一考察旨在应对生态环境难题的主流生态政治学的演进及其有效性，并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学选择，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何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一、今日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其生态后果

    作为本文讨论的逻辑起点，有必要先做出一个术语学意义上的区分：即“增长中经济”和“增长经济”。“增长中经济”，指的是处在一个更长期发展过程（尤其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之中以较快速度增长为特征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增长经济”，指的是一种增长取向的或依赖增长的经济。以下，围绕三个具体方面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做出划分。
    1．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增长中经济的指导性原则是满足公众的基本需要，比如衣食住行的需要，等等。而增长经济则是服从于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法则。换句话说，一种增长中经济真正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和福祉，而一种增长经济所真正关心的只是增长本身或资本的增殖。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对“以人为本的经济”和“以资为本的经济”做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上的区分。但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当一种经济已经把很高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发展大规模的开发项目和军事工业项目时，就可以将其确定为一种增长经济。
    2．在社会规制与经济增长目标中何者具有优先权？
    如果答案是社会规制，就可以称为增长中经济，反之就是增长经济。换句话说，增长中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或社会可以掌控的经济，而增长经济则已失去这一特征。当然，我们可能面临一种量度上的难题，即依据何种尺度可以断定某种经济已超出了社会掌控的边界。的确，我们难以提供一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很难再在这方面为自己提供辩护。
    3．经济增长是否依然是可以逆转的？
    增长中经济与增长经济的一个鲜明对照，是增长对于前者的暂时性和对于后者的持久性。对于增长中经济来说，增长尤其是高速增长只是它更为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性阶段。从一种长远的观点来看，增长中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其向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的转变提供准备，此后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其主要特征。相比之下，增长经济是增长取向的或依赖增长的，因而一种低增长或零增长对于它来说是不值得期待的，或难以想象的（除非外部条件不允许而发生增长危机）。
    基于上述界定性分析，我们可以尝试性地归纳今日中国经济的总体性特征。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经过持续近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后依然是一种增长中经济吗？如果仅限于经济数字，答案可能非常的简单。国内外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预测，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至少还可以维持下一个10年。但如果依据前文提出的指标，无疑中国经济正呈现出日渐增加的增长经济的某些特质：一方面，尽管有着明显的增速放缓趋势，高达9.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中国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而且很可能在近期的将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伴随着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是更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支出，比如1990年-2005年期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是9.7%∶20.8%∶16.8%，折射出高速经济增长与更高速度的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
    无疑，今日中国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同，比如人均GDP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等等。但就增长经济的共同性而言，中国似乎在遵循着与西方国家发展相近似的道路，而不是在提供一种与之不同的替代性选择。正如原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曲格平所指出的，“经济指标每年超额完成而环境保护指标不达标的根本原因，是以‘高投资、高消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很多大型项目都没有经过科学与民主决策”。
    一旦意识到或承认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经济特征，我们就可以对它的生态影响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解。对中国生态未来的真正挑战，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在多大程度上遭到污染或破坏，而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对经济增长本身的日益增加着的依赖。正如萨拉·萨卡所阐明的，如果没有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消耗，任何真实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而经济增长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无论我们采用如何先进的高新技术或清洁技术。换句话说，在一个像当今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社会里，环境或生态质量也许可以在某些特定区域（比如大城市）或依据某些特定指标得到局部性改善，但很难指望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看似已经实现的“鱼与熊掌兼得”，事实上借助了把大量污染性企业甚至行业以及有毒垃圾输出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二、对主导性生态政治学理论的评估

    概括地说，过去30年中，中国先后提出或形成了三种主导性的生态政治学理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生态现代化）——以回应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1．环境保护基本国策(1978年-1991年)
    正是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迅速改变了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政治思维。结果，环境保护于1983年被中国政府采纳为两项基本国策之一（另一项是计划生育）。
    在这一新国策的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法律与行政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在法律方面，最为重要的是1989年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在行政监管体制方面，最重要的进展是全国环境保护局于1988年从隶属于国家城乡建设部的一个司局提升为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全国环境保护局。
    然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核心理念是经济现代化，特别是经济总量增长相对于环境保护的优先性，实质是相信环境保护的目标可以不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实现。随着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国有计划体制向市场主导体制的转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以国有企业改制和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时期。与内在于市场经济之中的强烈的个人致富动机一起，不同省市、地区和县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迅即构成了人们相互间经济竞争的强大动力。结果，全国统一规划或尺度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或贯彻实施。从历史回顾的观点看，对这一生态政治学主导性的合理解释或辩护也许是，那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尚处在启动阶段，因而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还相对较轻。不仅如此，与那时遍布全国的严重经济贫困相比，来自经济增长的一定程度的环境副效果似乎是可以忍受或原谅的。
    2．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2001年)
    可持续发展概念随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的发表而引入中国，并构成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环境话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的一个范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媒体覆盖率与学术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之一。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或感觉到各种可持续想象与不断恶化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提出下面的疑惑：我们真的是在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走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吗？
    然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性概念是环境与发展的相容性——经济发展目标可以通过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实现。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最多能在经济发展中引入一种环境关照向度，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蜕变成如何使经济增长维持下去的方法。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的较绿色版本即“生态可持续性优先”，只是在非常少的情景中才会被提出或承认，这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中尤其如此。鉴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总体背景——“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更大程度上被界定或描绘为一种“使经济增长变得环境友好”的折衷性版本。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样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推动各种经济开发项目对环境方面的关注。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适当的政治、社会和财政制度的支持，一个浅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版本无法为扼制、更不用说解决环境难题提供太多帮助。现实进程似乎越来越明朗：在浅绿色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在生态意义上未必是真正可持续的，而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环境状况在一个声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代继续恶化的原因。
    3．科学发展观/生态现代化(2002年-  )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在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后重新概念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努力。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学，至少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国经济正在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它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较弱，一个正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有竞争力的经济，就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第二，就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支持来说，中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率是难以维持的和不可持续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想拥有一种具有高度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性的经济，中国必须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即实现“科学的发展”。因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界定性指标是质量、竞争力和环境友好，即一种“又好又快”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改进版本。它更多地承认了传统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非科学性和不可持续性——以同样高的自然环境代价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将环境与生态考虑在经济发展中，甚至对于经济增长本身而言的极端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来自中国最权威领导层的号召，这一国策可以期待一种更加有效的落实，至少就媒体关注度与学术研究来说是如此。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可以提供或被用作中国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环境政策的强有力辩护与推动。尽管如此，笔者仍然看到，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也许会像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难以提供一种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更绿色的观点。比如，同样变得容易的是，一个区域或企业也可以借助科学的理由为其发展政策或项目进行辩护，就像它们过去声称其政策或项目是可持续的一样。
    如果将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界定为高质量、竞争力和环境友好，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它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非常流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相似性。它们都注意到了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难题的严重性，但又都相信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一种环境友好的方式得以实现与维持。它们都声称，借助适当的制度创新，比如一个健康的市场、渐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富有远见的技术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完全可以一种“双赢”的方式得到化解，即实现“生态现代化”。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学者和中国学者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环境保护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从上述对中国过去30年间主导性生态政治学流变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状况与其逐渐形成的增长经济特征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对中国环境保护现状的准确描绘是——区域性或局部性的改善总是被新产生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抵消或超越。没有人会否认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里发生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总体上正承受着日益严重的负载和风险，而且许多地方（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太湖、淮河流域）已经接近或超出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极限。其次，这些生态政治学理论在上述事实上的相关关系建立方面，更多地发挥了一种促进性而非限制性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尽管环境保护随着上述生态政治学话语与议程的更替而受到不断增加的重视，但并没有发生改变的是对依据经济标准界定的社会进步的无条件肯定态度，即一种“增长意识形态”。而且，正是这种依然被过度迷恋的“增长意识形态”主宰着所有的环境友好的政治思维与政策方法。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更激进的绿色选择？

    事实上，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一个新术语，至少在学者中间是如此。现在，我们还无法对这一新生态政治学话语和议程的实践效果做出任何客观性的评估。但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的是，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有着十分不同的方法，而只有它的社会主义版本可以构成对现实环境难题真实的和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就环境关切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以下三重意义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和“现实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
    首先，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不是资本的赢利，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或“在不平等中实现平等”的方法。市场体制也许还继续存在，但人们应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一种社会的和民主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经济活动。结果，经济将还原到它的历史性地位，即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性意义和被社会控制。
    其次，生态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优先”将让位于“生态可持续性优先”。并非由于届时可以达到的富裕程度，而是由于被充分意识到的自然极限，生态觉醒的公众——同时包括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将会明确承认，没有生态可持续性任何类型的人类文明都将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因此，那些违背这一原则的发展项目将很难被提出或被批准。
    第三，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借助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和全球性贸易实现的增长，将不再是值得期望的或追求的。随着对发展项目的生态副效果和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内在制约的承认，人们将很容易接受——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崇拜将被质疑并最终被抛弃。而且，如果生态需要的话，经济增长可以减速，甚至实现负增长，为此，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和全球性贸易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上述三个特征清楚地表明：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并不重要——无论是绿化着的资本主义还是绿化着的传统社会主义，都不可能采取甚至想象如此激进的政策变化或重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维并没有过时——要想超越依然弥漫于某些绿色生态政治学理论的“增长意识形态”，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思维依然是绝对必需的和十分紧迫的。
    综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确可以构成一种对中国当今主流生态政治学的更激进更绿色的替代。但我们在做出任何肯定性结论之前还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否可以在中国现实中得到成功应用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真的能够限制与弱化不断发展中的增长经济特征以及这一特征的支持性条件（比如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和社会的经济化）呢？的确，许多支持性因素表明，中国可以主动有效地落实这一生态政治学理论，并在经济规模增长到适当程度但还未失去社会控制之前实现这种绿色转向。在所有这方面的因素中，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愿与执政能力；另外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的严重的自然环境制约，尤其是对西方传统工业化模式而言。就前者来说，“以人为本”和“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仍是统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第一政治准则。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政府落实这些原则的能力, 一旦它决定这样做的话。而就后一因素来说，一旦足够数量的政治家与社会精英充分意识到中国面临的自然极限的严峻性，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种巨大挑战就有可能转变成中国发展战略方向性调整的真实机遇。
    当然，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从生态社会主义视角而言的诸多不利性因素。首先，经济发展无论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国内层面上的严重不平衡，都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追求持久高速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或辩护。结果，各级政府日益担当起一种吸引外来投资和促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工商业性角色。不仅如此，中央和区域政府都在实施大量的直接投资性大规模经济开发项目，而且往往以消除某些地区的经济贫穷的名义。这一趋势中产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不是谁将从这些宏大项目中真正获益，而是会造成一种人为景象：发展总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不是基于人们的需要而是人们的欲求，因为几乎任何人都是相对贫穷的，而且欲求是可以人为创造出来的，比如通过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其次，中国社会中的流动资本总量正在迅速积聚与膨胀。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1.528万亿美元，而沪深两市的股票市价达到了32.7万亿元人民币。资本的生命在于盈利，如此庞大的资本总量必须找到适当的投资出口以实现增值。而当遇到困难时，资本就会通过其政治与社会代表来表达其要求，就像我们在2008年初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年会讨论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两种趋势，再加上其他因素，也许最终将导致中国进入一个大众消费时代，而大众消费本身将会构成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推动力——迅速繁荣起来的轿车工业和房地产工业仅仅是一个前奏。对于今日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正是我们期盼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好消息，但它几乎肯定会埋葬任何版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想。

结语

    今日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并不是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上，而是关系到我们能否走向一个真正绿色的未来。并没有任何保证中国将肯定会接受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政治学话语与议程，而且即使最终决定这样做也未必能够成功。但现在就已相当明确的是，这样一种选择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十分不同的未来，而且很可能是更加绿色的一个。

（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本文责任编辑曹春玲

2008年第6期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

    摘要：“反增长计划”的目标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其策略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目前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立足文化变革的反增长，无法撼动现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原则，而是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

一、反增长计划

    随着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明确地将全球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与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加联系在一起，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塞奇·拉脱谢尔（Serge Latouche）等人提出了一项“反增长计划”，代表了德国“乡土性”反体制的绿色路径与各主流绿党的改革派路径之间的一种辩证综合。这是绿色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一项重大发展。
    “反增长计划”的基本理念是激进派绿党所持有的一种理论：为了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这意味着，要挑战增长社会对我们目前生活的支配性地位，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应该在我们的观念中超越纯经济的视野限制。
    “反增长计划”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战略层面都与由泰德·特瑞纳（Ted Trainer）提出的“更简易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相似性。有所不同的是，“反增长计划”强调，转变进程不仅包括建立那些基本上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态村”，还要建立“城市中的村庄”，包括促进主流社会内部地方分权的高度发展。也就是说，与那些旨在推动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态村运动的支持者不同，“反增长计划”支持者的目标是创建一种主流社会之内的新社会运动。
    拉脱谢尔认为：“反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废除市场经济制度，而只是缩小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人们依然可以部分地保留市场经济的形式”。在他看来，一种与生态兼容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只是在实践中不具备可行性而已。反增长计划选取了代议制“民主”这一形式。在对包容性民主计划(ID project)的批驳中，拉脱谢尔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必然是恶的化身，改进后的代议民主制，通过为人们所熟知的政府官员以及公民在某些事件上（比如巴西阿里格雷港市的参与式预算事件）的直接参与等方式，可能会达成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
    但问题是，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哪怕只是在理论上）能与不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相融？

二、反增长和包容性民主

    非常清楚的是，“反增长计划”基本上只是针对目前多重危机的一个层面，即生态层面。尽管生态危机是当前危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其他层面的危机也同样重要。
    首先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看作是政治精英手中的（以及经济精英通过他们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而掌握的）政治权力不断集中的结果。恰恰是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动力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目前严重的由政治精英掌控的政治权力的集中。然而，“反增长计划”却不顾逐渐升级的、几乎已导致当前的代议制民主体系破产的政治危机，在做了一些改进后，不露痕迹却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这一体系。
    其次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反增长计划”中同样也未获得充分的关注，而只是提及不平等与增长经济相关。但是，不平等并非只是简单地与增长经济相关，而是恰好与产生增长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而“反增长计划”只是对该体制做了一些改进。
    再次是社会危机。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蔓延，这一危机突出表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超级阶级、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的产生。“反增长计划”对此没有涉及，在该计划中，社会危机只是在消费主义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关联的情形下才被提及。
    最后，生态危机本身是作为一个人类面临的、由于环境的退化造成的普遍问题而被提及的，却丝毫没有阐述应加以区分的、造成该危机的阶级相关性。事实却是，生态危机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主要对底层社会群体的生命和生活造成影响，而对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影响很少，因为后者总是有办法来弱化那些影响。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反增长计划”的支持者们放弃了为那些主要会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经济进行除锈的方法。
    换句话说，“反增长计划”不同于“包容性民主计划”：它不是一个旨在解放全人类的普世主义计划，而是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计划。因此，拉脱谢尔对普世主义的不信任就不足为奇了：“归根结底，我是不相信任何普世主义计划的，甚至那些激进的或者颠覆性的普世计划，我总是能够从中嗅出许多西方民族优越感的气味。”

三、发展的意象和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

    从包容性民主的视角来看，增长经济不仅仅是特定类型的发展意象或价值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同时还是社会斗争的和技术（包括组织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包含着两种“平行”不悖的趋势：一是市场/增长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出现；二是增长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两者是同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其中，后者扮演着予以前者客观证明的角色。
    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它们是由经济组织客观地（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或主观地（在计划经济的语境中）连接起来的、以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体系。为什么同样是关于增长的意识形态，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的第一要素即市场经济自由化进程，已经将工业领域中的知识阶层分开，这导致了两种主要的现代理论和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然而，其第二种要素即经济增长却没有产生类似的区分。对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讲，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开始，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能够在科学及科学技术应用的帮助下，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事实上，马克思甚至更加强调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版本的还是在社会主义版本的经济中，增长都成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模式（信念、思想体系和相应的价值观体系，而这些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的核心要素，增长的观念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增长经济最终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一共同的增长意识形态也能够说明，两种类型的增长经济有着一种相似的环境退化结果——事实上，由于应用在其经济中低效率的技术和过度使用能源造成的大量污染，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环境退化。

四、反增长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吗？

    现代等级社会的延续，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理由来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生产、消费以及收入－财富的集中。
    就生产来讲，一个非增长的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着术语学上的矛盾。首先，目前国际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行为者即跨国公司，永远不会接受实践中经济规模的缩减；其次，市场经济体系与经济的零增长完全矛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反增长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它只是说，一种反增长的社会不能够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因为经济增长是市场体制运行的发动机。
    就消费来讲，市场和增长经济的基础是作为其副产品的消费社会。因此，无论是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底层社会的人们，为了“享受”消费主义带来的好处，都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或巨大的工作压力。很明显，一种反增长的经济和社会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在那些已经转变成为消费者的市民看来，反增长剥夺了原有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
    就收入—财产而言，其集中化趋势构成了对增长经济的一种根本性矛盾。这是因为，对增长经济的再生产来说，其必要条件是利益向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手里集中，即会在收入的分配中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收入和财富的集中以及生态破坏，不仅仅是增长经济的结果，同时也是增长经济再生产的基本前提。
    非常清楚的是，目前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那些控制增长经济的精英们手中集中，不仅仅是一种与工业革命导致的价值相关的文化现象，由此，生态平衡的实现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价值体系——放弃增长经济的逻辑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尽管这种价值体系可能会将我们导向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目前国际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经济权力的集中还是增长经济的生态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

五、增长经济能否被超越

    没人能够真正对待由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达沃斯年会上所倡导的那种“改革”。原因是，那些改革的推行不仅需要承认造成当前环境危机的原因，即增长经济和市场经济体系，还需要消除这一体系赋予他们的特权。
    那么，由“反增长计划”所提出的，作为反增长经济一个步骤的、真正激进的改革能否实现？拉脱谢尔认为，真正必要的改革应该是一场文化革命。显然，由“反增长计划”所设想的文化革命远非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反增长计划”涉及的甚至只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不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源的市场配置进行根本的改变。
    因此，即使改革主义者的改革方案被采用，那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经济意识。相反，改革可能会疏离底层社会团体（包括底层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很可能要为采取的相应措施付出主要的代价。这些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交通费用内在化、农业生产小规模化，以及减少能源浪费，等等。这些措施无疑主要会对底层民众造成不利影响。
    无论如何，地方主义，不管它采取城中村与参与性民主的形式，还是在改进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内部采取人民联邦的形式，很明显都不能够走向一种反增长社会。这种“生态民主”不能够解决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所造成的问题——这是目前多重危机的根源所在。

结语

    只要跨国公司及其分支依然遍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地方主义的变革——建立自给自足或者自立共同体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它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利润和效益原则，而是着眼于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从而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实现变革的目的。

（作者：希腊籍英国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
（译者：卢文娟）

1 本文英文原文刊发于《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2007年第1期

● 本文责任编辑张亮

2008年第6期

三、集体不负责与亲疏之别：共同体的政治困境

    在生态政治的构思中开出“地区共同体”这一药方，其实蕴涵着两点预设：第一，人们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为关心；第二，他们有能力正确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正因如此，“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才积极要求，要把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资格交还给这些既有能力也更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去处理。然而，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范畴和政治生活模式，它所具有的内部、外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态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重视和辨析的。
    1．内部问题
    地区共同体虽然有可能实现某群体的内部平等，解决少数人因为处于政治不平等结构中的有利地位而在进行生态决策时不负责任的问题，但它不能避免如下情况的发生：通过整个共同体而得出的决策，依然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换言之，当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将政治决策权平等赋予所有成员时，这或许可以解决“少数人的不负责”，却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不负责”。
    对于这种并非源自支配者的压迫或欺骗，而是源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诉求甚至强烈要求而带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仅可以想见，而且已经有所目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生存的压力而非生态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也无论有没有这两者的区分——不得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的提升和生活福祉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这种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也完全正当。戴维·佩帕（David Pepper）敏锐察觉到：“大多数生态乌托邦假定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工人合作社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们规模小、潜在地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更关心与环境的互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小规模并非是内在的，它们也不一定体现为民主、包容性或者关心环境。”20可见，在生态问题上，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仍然不能避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民主只承诺过程而不承诺结果。一旦遇到“采用赢利和增长这样狭隘的指标来衡量结果时，一个民主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出台富有环境智慧的政策，所以，光注重民主也仍有缺陷”21。
    2．外部问题
    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一种地方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必定处于某一地方，而且因为地区共同体会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一种地方性的“家园感”。这种典型的共同体感受能够从政治上加强成员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更自觉、更强烈地把自己的利益同共同体的利益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与外部的“他者”予以区分（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边界而不成其为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在这种“内外之别”的关系中，一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会优先考虑他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不但带来了“内外之别”，而且带来了“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尽管这种“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不一定会在各共同体之间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一个民主参与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共同体中，其成员确实更关心生态环境、重视生态利益，也有资格决定共同体的生态决策，维护生态健康，然而，这种“重视”和“维护”却是以共同体的边界为边界。当一项生态决策影响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时，他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积极采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是，当这项生态决策不再影响到该共同体的环境而是转迁他处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复了自己的热情，仿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生态污染就跟自己无关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用于提供这种帮助的政治视野，以及这种帮助所能覆盖到的生态范围，相对于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来说，仍显得局促甚至狭窄。
    另一方面，既然地区共同体对内是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但对外是以利益的区分甚至分割为基础，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共同体之间依然存在相竞争甚至相抗衡的关系。因为，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就会有竞争；只要被分割开来的利益各方越认同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越明确而持久。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22。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之所以开出这一药方，或许看中了“共同体”模式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认同关系的设计，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亲密关系给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可能带来的阻碍。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地区共同体”尚只是一个理论构思，并且因其“地区性”或“小规模”而不足以使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在现实中，以“共同体”之名，由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利益各方在生态开发中相互竞争、在生态保护中相互推诿的困境，就早已在全球生态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毕竟，目前更多、更重大的也更难以妥协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其实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间的层面上展开。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目中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往往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为边界；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在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考虑中，成为一种必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性框架和论辩底线。无论什么利益或问题，一旦发展到国家层面，在目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便成了一种不可让步的要素。23比如，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在拒绝签署“地球高峰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协定”时就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清楚明白而且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2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并常以“民族国家”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又不对这种共同体认同及其政治理念加以批判，那么，在处理生态问题的全球实践中，我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
    生态系统是跨国界的，从不会因为政治区划和国家边界而中断；相应地，生态系统中的危机问题，也不会因为人类彼此间的国界划分，只停留在某国内部而不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接壤的周边国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只有人在活动，而不论这些人被区分成怎样的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政治结构，却偏偏是以社会性的关系、以地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进行的——人们总是把更多关切放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内，并且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由于“共同体”的政治模式所带来的身份区分，人作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就总会对“外界”、“他者”保持一种不确定、不熟悉的恐惧感和警惕性。既然“他们”不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人”，那么“我们”所主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使自己能在与“他们”的相互区分和竞争中生活得更加安全而富足。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态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占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政治共同体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安全考虑，为了比其他的共同体更占优势、更为强大而进行的。即便现在的生态破坏已经上升到全球层面，人类也仍然囿于各自的共同体认同，相互推诿，不能使用一种全球性视野去达成共识。可见，除非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境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难以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现代生态问题在政治上的关键症结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结语：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方案的生态社会主义

    巴克斯特指出：“人类政治结构的缺失……将会妨碍人类处理作为生活在生物圈中的一种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生命的威胁、生命的变化无常。……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和控制人类作用于生物圈的行为，人类迟早要耗尽生命的支持系统。”25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机制来对那些‘相互联系性’给予应有的关心，并且在追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确保人类的协调努力贯穿整个生态圈”26。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文对共同体的局限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一种超出地方层面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治理，当然就十分必要。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存在，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地运用某种权威，从而对生态问题这一全球性问题加以统一处理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展开了理论探讨和设计。比如，有人就认为，一个既民主又负责的全球制度是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环境委员会（World Environmental Council）和国际环境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the Environment）。前者为全球环境方面的政治争论和公共监督提供论坛，后者则用来裁决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争议。27
    关于全球政府或者其他全球主义版本的政治构思，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但它所遭到的批评也相当多，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是，全球政府或全球主义的统一治理形式何以实现？要知道，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政治结构的地方性分割是造成生态困局的关键症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承认，要破解这一症结、化解这一困局，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松实现的事情。人类社会这种以“共同体”为基本方式和基本理念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在可预期的未来是不会完全瓦解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稍稍调整思路——不是去直接考虑如何解散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形式的）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是去考虑如何促使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采纳有利于生态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方式予以普遍地改造。
    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才能得到凸显。因为，作为当代左翼思潮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诊断思路及其处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地考虑政治结构的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层面。
    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症结，关键不在于现代国家在管理权威和运作效率上加强了对被支配者的支配，也不在于处于不平等结构上层的强势阶层具有更强的决策权力，而在于，他们的支配活动以及他们所作出的社会决策，都是在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必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利的生态影响：
    1．它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方设法地充分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而利用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方式。
    2．它会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28。资本不仅逐利，而且无休止地逐利。而这势必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然而，地球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张，因而导致“资本和自然的冲突”。29
    3．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资本投向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力量，就通过资本的自我复制而被传播到全球。“资本和自然的冲突”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而导致全球性规模的环境破坏。
    4．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主义（inclusive possession individualism）为前提，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状况时，这种理念就会成为民族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预设。换言之，在全球层面，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将由一整个民族国家来扮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以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面貌出现，并为其争夺自然资源等利益的行动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
    对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破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中遍及全球，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自然必须将其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所到达的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居于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一种已经渗透到全球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同经典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为所有受到资本奴役的人（在这里还包括自然）谋求解放的理论，因而必定是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要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在承认“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前提下运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它不奢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更新，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只能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上的妥协。毋宁说，只有首先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带给个人和国家的那种由于逐利而引发的排他性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逐步破解“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所具有的困境与局限，逐步实现全人类的相互认同，实现那个没有国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尚理想。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

20 【英】戴维·佩帕：《生态乌托邦主义:张力、悖论和矛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21 【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第96页。

22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生态危机与包容性民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23 万俊人、李义天：《政治哲学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24 【美】戴维·佩帕：《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章。

25 【英】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第104—105页。

26 【美】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第139页。

27 Nicolas Low and Brendan Gleeson, 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8, p.190。

28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29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将此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即“生产和生产所需的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参见（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章。（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2页。

● 本文责任编辑白倩

2008年第6期

李义天

    摘要：生态破坏的症结在于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本身——阶层制。谁为当代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付费，而又是谁从中受益，这是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问题。地区共同体——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难以克服生态系统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分割性的矛盾。生态社会主义倡导消除资本主义，消除由逐利而来的排他性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拯救的可行路径。

序言

    如果说生态伦理学主要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挖掘那些带来生态破坏的伦理观念，并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方案的话，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由此观之，生态政治学的讨论，实质上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因为人们在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了问题；生态政治学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加以改造甚至抛弃，以建立一种同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相匹配的政治结构及其理念。
    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提倡“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建设“地区共同体”（local community）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缓解生态压力、规避生态破坏的合适方案，因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而本文却是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其予以梳理和评析。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因为现代生态困境的基本事实及其最大特征便在于，生态破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之所以难以解决，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一、不平等的支配性结构：政治视角的诊断

    从社会政治层面对生态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方面，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思想，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显著的环境正义理论（environmental justice）是值得首先关注的思想典型。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出现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它们富有启发性地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政治的诊断思路：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结构。
    “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1，这是布克钦的一句名言。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2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了生态破坏？布克钦的答案是，症结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即“阶层制”。这种政治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社会力量、交往身份等方面总是存在一种地位上的“势差”，一部分人成为支配者、另一部分人成为被支配者。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尽管举有“平等”的旗号，但在政治结构上却因现代国家的权威建立而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布克钦因此认为，国家乃是阶层制最为严格而确定的存在方式；在国家中，“支配—被支配”关系最为强硬。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支配，因此在生态问题上，这将从两方面带来不利结果：
    1．人类社会全部成员对自然的支配力量
    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人们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总是采取命令、指使等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已成为人类行动的主流方式，那么它不仅会使人在面对同类时采取这种方式，而且在面对自然生态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正如布克钦所担心的那样，人对人的支配会“折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况且，更严重的是，在人对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已然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换言之，支配性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支配力量，将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最充分地展现出来。那些在人类社会内部身处底层的被支配者，往往因为最贴近自然环境，所以不一定会穷凶极恶地支配自然，然而，这并不能替生态环境缓解太多压力。
    2．权利与责任不匹配的后果
    在阶层制的政治结构中，支配者几乎不必直接承担任何生态破坏的代价，便可享用大量的生态开发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更重要在于，它会使支配者可以不必顾及成本地提出更多的开发要求，通过加大对人类社会中被支配者的支配而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可以说，只要“支配—被支配”的阶层制政治结构存在，那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不匹配——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权利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当这种不匹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带来生态问题。由于现代国家进一步强化了阶层制，国家中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更强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因此，生态环境就会在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格局下承受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
    布克钦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的原因，其重要的理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评生态伦理学的抽象性。在他看来，笼统地讨论“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某些偏差，这种诊断属于“把脉不准”。因为，与自然发生互动并带来生态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是许许多多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无差别的道德主体（Moral Subject），而是诸多有差异的道德主体（moral subjects）。在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学将“人—生态”结构中的前者细化为“此人—彼人”结构，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分析任务。正是这种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思想预备。
    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跟美国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3和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运动4——密切相关。这类运动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分配不正义的政治问题，即，那些看上去净化了生态环境的行为，只不过是净化了一部分人的环境，却同时牺牲甚至加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环境。更直白地讲，许多污染等问题与其说被解决，毋宁说被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之中。所以从一开始，环境正义理论就透过生态纠纷而注意到这些曾被统称为“道德主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等。在环境正义理论的语境中，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因财富拥有量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实力强、经济地位高的富裕阶层，一方面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并在生态开发中获得比经济实力弱、经济地位低的贫困阶层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样借此而远离甚至转嫁生态开发所带来的坏处。这样，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和污染的不公正分配，就同时偏向了富裕阶层的一边（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不平等已经突破了一国之内的阶层关系，而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5。
    由此可见，富裕阶层实际上扮演了社会生态学分析框架中的“支配者”角色——他们拥有影响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同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一样，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注意到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性，而且同样把带来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诊断为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的政治关系。
    然而，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有人享受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却把承担废弃物的义务更多地留给他人——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可以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给了他一些可乘之机，刺激了他的投机占便宜心理（比如，古希腊寓言中的隐身戒指）。而他要想成功地实现投机活动，真正地占到便宜，还需要具备“希望投机占便宜”的意愿，以及更关键地，需要具备“能够投机占便宜”的能力和资格。
    而“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恰好就满足了这一点。在该结构中，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但使人们在权利义务上不匹配，而且使他们在决策的资格、能量和影响力上也有天壤之别——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社会决策，主要由处于上层的支配者或强势阶层说了算，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或弱势阶层则没有什么发言权，后者即便有发言权也缺乏实际的决策力。更要命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却会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考虑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或者考虑支配者的集团利益和利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并不敏感。而那些对其敏感的人，即那些更直接地贴近自然、与自然打交道的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却因为身处被支配地位而难以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能施加积极影响的社会决策。由此可见，当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遭遇生态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错位”——有能力和资格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状况；而那些与生态环境发生直接的联系并更关心这一状况的人却又没有施加影响、作出决策的能力与资格。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其关键倒不在于支配者转嫁了责任而让被支配者替他们承担更多，而是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把影响生态环境的政治决策资格和决策地位不平等地只交给了一部分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人而没有交给所有人，尤其是没有交给那些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基层民众。

二、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

    必须解构现有的政治生活的阶层模式而建立自治、民主、平等的地区共同体。因为，地区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特殊模式，所反对的正是“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而倡导一种利害与共、和衷共济的平等的权力架构和交往方式。在地区共同体中，不存在支配结构中那种高高在上的强势者，因而包括生态决策权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决定权，都被掌握在那些相互平等的基层民众手中。这种“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6。此类政治构思之所以被认为有利生态保护，主要出于如下几点理由：
    1．更充分和直接的民主
    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由于政治权力下放并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因此意味着一种更充分、更直接的民主政治。对生态问题这一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来说，让所有（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来参与民主的讨论和决策，显然在政治上十分必要并且正当。巴克斯特就指出，生态保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类的自我繁荣，而人类的自我繁荣，亦即人们的自治、尊严、自我价值意识和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乃是需要民主的政治生活来予以实现和维护的。不仅如此，随着条件的变化，人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繁荣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仍需不断探讨。因此，这更需要人类社会能够推行公开而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确保对重要理论争论的公平探讨能够得到允许和鼓励”7，而且“鼓励人们以民主所允许的方式对它进行审查”8。因此，更为民主的地区共同体，有利于身处这种政治模式中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作出更切实际的准确判断。
    2．决策制定者与生态有切身关系
    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曾指出：“如果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培养生态意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自己是造成环境恶果的元凶，那就是在地方层次。在这一层次，所有的生态问题都走出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被作为切身的问题加以处理。”9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lman）也认为，当决策的制定者“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指生态环境——引者注）便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10。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由于成员之间平等、紧密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家园感的氛围，因而也就具有将公共事务“切身化”的特性。这样一来，身处地区共同体的决策者在进行生态决策时，当然就会比身处支配结构的决策者更加关心、顾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科尔曼才反复说道：“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11“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12
    3．社群是生态社会的根基
    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公民的共同参与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认为能有效抑制那些造成生态破坏的因素，并创造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条件和方案。因为，一方面，“（生态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行为规则与规章的框架……而‘参与’正是造就可持续性构型本身的东西”。13只有通过“参与”，亦即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思考中，人们才能逐步清晰认识到，什么是有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乐观地表示：“以社群为本的协作型经济必定与生态社会携手而来。以社群为本的经济意味着于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特点相协调的合作型企业、工人自我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方式。为强化对环境的监护和社会的责任，一个注重生态、以社群为本的经济会强调自立。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14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15，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16。这两方面都意味着，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思，必须围绕着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citizenship）展开。也就是说，它需要人们把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任何公共事务都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并将维护和促进这些公共利益视作自身利益繁荣的一部分，从而纳为自身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份责任来。而地区性的共同体，显然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承认每个成员的政治资格和政治地位而有助于发展、培育和倡导这种公民资格。因此，诚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所言，从政治上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离开了公民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综上可见，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时，那么这种“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将）建立直接的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17，“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18。在这一空间中，其公民有能力“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19。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模式通过把生态决策的权力下放，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

1  Murray Bookchin, Remaking Society, Montreal, Quebec: Black Rose Books, 1989, p.39。

2  Murra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in Michael E. Zimmerman, ed.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Prentic-Hall, 1993, p.354。

3  美国“洛夫运河”事件（Love Canal）是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的起点。洛夫运河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是一个世纪前为修建水电站而挖的一条运河，20世纪40年代又因干涸而被废弃。1942年，美国胡克化学公司购买了这条大约1000米长的废弃运河，当作垃圾仓库来倾倒工业废弃物，并在之后11年的时间里，向河道内倾倒各种废弃物800万吨，其中包括致癌废弃物4.3万吨。1953年，这条已被各种有毒废弃物填满的运河被胡克公司填埋覆盖好后转赠给当地的教育机构。此后，纽约市政府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开发房地产，盖起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并因其房价低廉而吸引了一批来自美国中下层的居民。但从1977年开始，这里的居民不断发生各种怪病，孕妇流产、儿童夭折、婴儿畸形、癫痫、直肠出血等病症也频频发生。1987年，这里的地面开始渗出一种黑色液体，引起了人们的恐慌。经有关部门检验，这种黑色污液中含有多种有毒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件事激起了当地居民的愤慨，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封闭当地住宅，关闭学校，并将居民撤离。有研究表明，洛夫运河大部分居民相对贫困的状况，与他们所居住的有毒环境具有直接的联系。参见A.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 p.151。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瓦伦县抗议的爆发，使“环境种族主义”问题进入到美国公众的视野。1982年，美国政府在这个以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白人为主要居民的县修建了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计划用于储存从该州其他14个地区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