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术语学解析 

郇庆治

   摘要：生态文明是我们站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上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对人类过去三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绿色乌托邦未来想象，蕴涵着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创新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想象与动量。但是，只要人类社会不进行改弦易张式的变革就永远都不会到达绿色的彼岸。

一、生态文明是一种“绿色乌托邦”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至少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性问题。
    首先，它主要是指现存文明的一种生态化过程呢，还是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考虑时似乎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难题，可以将其理解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类的问题。但是，对这一也许是同一现实过程中两个不同侧面的强调，不仅反映着人们对现存文明和生态性的理解，还体现着人们对未来文明生态性追求的想象。如果借用生态主义的语言，这就是一个信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问题，而且会影响到激进主义还是渐进主义的战略选择。对于大多生态主义者来说，生态文明首先是一种“生态理想国”或“绿色乌托邦”②，而且必须采用一种激进的方法才有可能实现；相比之下，各种形态的浅绿色理论更强调现存文明的渐进式生态化。
    其次，它是人类文明史线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呢，还是对已有文明形态的实质性超越或偏离。换句话说，我们究竟应主要担当一种历史发展成果的承载者还是未来历史的创造者的角色？具体一点说，现代文明在各种层面或主要层面上都是古代文明、史前文明的积极性替代吗？更极端地说，要走向一种生态文明的话，我们究竟是应继续沿着现代文明的理念与精神前进，还是需要从根本上超越与偏离现代文明的文化价值与制度框架？必须承认，生态主义无论如何温和或保守，多少都会从后一层面上来理解这一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主义所发动的关于进步主义/崇古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之间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生态文明概念基础的重新界定。在它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需要从事的最剧烈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应当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文明形态更替有着重大差别；换句话说，只要人类社会不进行改弦易张式的变革，永远都不会到达绿色的彼岸。
    其三，它是广义上指称的现代文明的承继者呢还是对立物。对于大多数生态主义者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文明不仅体现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构建与社会交往方式，也体现为我们对一种一般性的现代文化与价值的迷恋与崇拜。现代文明不只是在历时性上距离我们最近，而且正是它凸显甚至极化了人类传统文明所遗忘或忽视的对自然生态应有的适应与尊重。概言之，正是现代文明的这一内在缺陷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生态对于文明本身的一般重要性或前提性意义。也正因为如此，生态文明所挑战的是人类自古以来所形成的智力、制度和文化基础，和人类由于自身种属局限性所能达到的伦理与良知高度。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可以很容易创制“后现代文明”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依然在时空上延续着的现存文明状态，但却没有任何充足性的保证确信人类一定会走向一种真正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基于此，生态主义者往往强调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对立面或超越对象。
    因而，从生态主义的视角看，生态文明是我们站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上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对人类过去三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对人类更悠久时间维度内构建的文明与进步理念及其测量尺度的深度检视。依此我们可以相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态文明的理论向度比实践向度更重要。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思与升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所涉及的第二个术语学问题，是作为“生态文明”前缀的“社会主义”范畴，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术语间连接的适当性问题。具体地说，这两个术语之间的连接至少会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生态文明”是否应该或可能有“姓资姓社”之分、是否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是否必然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
    首先，“生态文明”是否应该或可能有“姓资姓社”之分。尽管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对此都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③在前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缺陷或罪恶都源于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态环境难题也不例外。因而，无论对于生态环境危机成因的解释还是对于生态化文明的创建，都应始于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姓资姓社”的区分，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后者看来，生态文明的关键之点在于实现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全方位感知与切实尊重，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迷恋和对现代化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生存依赖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制度性地对象化和剥夺自然生态，所以，“姓资姓社”的区分即使在外表上有所不同，也不会导向一种真实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也就是说，“生态文明”无所谓“资社”，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反生态的。
    其次，是否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的上述一般性声称，至少面临着来自社会实践两个方向的挑战，即使不考虑来自各种形式的生态自由主义者的反驳或辩解，比如各种版本的“生态现代化”或“生态资本主义”理论。④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⑤，而它们又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如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生态主义的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也首先出现在并集中体现在这些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发育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毕竟，在享受物质舒适生活的同时拥有碧水蓝天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种奢望。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批评这些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或非生态本质（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经济剥夺和污染转移而实现），但这种局部性生态化的事实也不容否认。至少从生态文明的弱化的涵义上（即现代文明的生态化），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在实践上是一种现实，而且依然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其三，社会主义是否必然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即使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有着开放性答案的问题。一方面，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有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特别是对社区生活质量（包括居住环境）以及精神内涵的关注，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⑥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尊重未必一定能够抗衡或制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主义迷恋，以及建立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而这正是生态主义者所激烈批评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成为像资本主义一样反生态的人类文明形式，只不过后者建立在个性贪婪的物质动机之上，而后者却打着造福社会或公共福利的旗号。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确蕴涵着一种对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路径意义上的超越性想象，但它的提出更多是基于我们对自身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反思与升华。基于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着的生态化经济政治转型的自觉认同，基于我们对自身所处的一个急剧变化着的一体化世界的重新感知，而不能简单化理解为现实中资本主义及其文明的一种对立甚至超越状态（至少政治对立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生态意义上的超越），因而也就必须慎谈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姓资姓社”问题。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所涉及的第三个词源学问题，与前文所述的“生态文明”的前缀的“社会主义”范畴的内向性或实践层面相关。换句话说，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性实践是否以及能否生态化或选择性地应对很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难题（需要指出的是，“现实社会主义”在此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以界指包括中国、前苏联、中东欧诸国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和制度性探索）。这又可以区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与中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不同，二是传统类型的社会主义取向与生态化的社会主义取向之间的不同。
    先说第一个层面。以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诸多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纷纷放弃了坚持了40余年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而转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道路。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尽管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总的来说是在趋于改善而不是继续恶化，尤其是那些已经加入欧洲联盟的中欧国家。⑦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已使得我们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如何应对生态环境难题，以及对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讨论变得没有意义。相应地，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就变得尤其值得关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或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制度性实践，那么，它只能发生在这些国家。
    然后，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个层面。对于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的实践性关系，主导着中国的曾经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概括，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这样一种认识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前。从今天的视野看，这种看法当然非常幼稚，但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这种看法本身的幼稚性，而是它何以能够维持。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从政治领导层到普通民众的过于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但真正重要的恐怕是那时依然有限的社会实践的范围与力度。从回顾的视角看，1/4个世纪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社会主义革新与发展旗帜下展开的、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与深度进行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运动。尽管对于这场运动的长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影响，我们现在还难以准确估价，但已经足以明确的是，我们在享受着日渐繁荣甚至有些奢华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同样，很多因素可以解释目前这种经济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状态，比如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稀缺的生存空间与自然资源、目前发展的初级阶段性、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等等，但从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的实践性关系来看，我们恐怕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与发展模式设计迄今为止并没有从根源上克服生态环境难题。⑧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难题并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而是它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还会否认上述事实。承认这一事实尽管让某些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感到沮丧，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说，这是社会主义实践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第一步。
    那么，如何解释或走出上述困境呢？一种十分自然的思路选择是，弱化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刚性。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即使在制度层面和模式选择上也是可以犯错误的（特别是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在与时俱进的制度学习中是不断革新的。也就是说，如果传统的社会主义取向未能够有效克服生态环境问题，那么，正在或不断生态化的社会主义取向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至少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时是如此。另一方面，应承认生态环境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界限的，或者说，生态环境难题不仅不承认自然边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承认政治边界。这意味着，在现实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吸取各种有益或成功的生态环境应对经验。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说，这一思路的两个侧面都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限制：就前者而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否愿意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演变成一种生态化的社会主义，是存在着疑问的，至少对于生态主义者来说是如此；就后者来说，生态环境难题的去制度化思考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危及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从而使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连接本身成为问题。
    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要旨，在于更好地在实践层面上应对我们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几乎无法回避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难题。就此而言，它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野，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放弃社会主义理念与思维可以催生出的制度想象与选择空间，也就是说，“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前缀绝非仅仅是一种修饰。

（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