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

依法治国，渐进提升中国民主政治水平 

党国英

   摘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经济上成就很大，政治上更加宽松。为此，我们付出了环境污染的大代价，但因此而退回到山明水秀的农耕文明时代，是犯了浪漫主义的毛病。若能坚定地立足全球化，追求统筹发展，中国有可能会有更乐观的明天。在转型社会的不确定环境下，道德的约束作用下降了，规则远比道德要强有力。依法治国，慢慢地提升中国民主政治的水平，值得中国上下共同努力。

序  言

    对于改革开放30年，总体上来讲，成绩很大，尤其放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来比较、放在世界范围来比较。如果我们不在大的历史背景、世界环境下思考的话，就可能看到更多或更多强调一些负面的问题，其实我也经常讲农村的问题。但是，只要你从大的历史跨度、从世界的比较跨度来看待我们这30年，成绩很大是很自然的结论：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在做现代化的努力，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并不太成功。1949年夺取政权后，我们做过一些努力，搞了一些大的国家的工业化基础设施，解决了国家的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了统一的问题，但其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到了最近30年，发生了什么？从经济上说，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有了整体人民生活的改善；从思想状况来讲，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50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变化不是太大（当然有些学者的看法不一样），但年轻的一代，二三十岁这一代人，整个思想面貌——追求自由、平等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从政治上看，相对过去远为宽松，当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得不够。
    简言之，大量的事件证明，30年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做到这一点，西方国家用的时间远比我们要长，这是很不容易的。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就是谈论中国崛起的，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分析说：在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倍！

一、退回农耕文明有利于环保，但代价呢？

    正像本文开篇所述，我对这30年的成绩是蛮肯定的，进步很大，起码不能说是倒退。如果要说有遗憾，在什么地方呢？在改革开放，比如有些东西，仅仅按照我们学者来讲或者按照我自己来想，本应走得更快一些，因为这30年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时有中断。但作为学者，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相比于政治家的摸索而言，我们学者站在旁边看，说话自然就容易一些，这就有点儿像看足球比赛。做评论可以头头是道，一旦评论者自己操作的话，就会受种种利益的牵制。出于这种考虑，我注意到在环保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太赞成改革开放，甚至有些人认为应该退回到农耕文明。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这些学者在大城市长大，在书斋里长大，不知道农耕文明是什么东西。
    农耕社会不是《艳阳天》、《创业史》里所描述的社会，倒像是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社会。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社会，又不肯读书思考，便会以为那必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清月朗的社会，还是一个长幼俨然、尊卑有序的社会，总之，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我小时候，我的家乡陕北的环境也不错，记得我常常到小河里游泳。现在，我们家乡的孩子哪还能在小河里游泳？水涸了，断流了，或者污染得挺厉害。简单比较，当然会得出典型的农耕社会山明水秀的结论，这大抵不假，但是，不要忘了：农耕文明的社会关系是很可怕的，那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社会，用我家乡的话说，叫做“人欺负人”的社会。有谁愿意回到这种社会？你吗？
    我想说的是，有些环保领域的学者往往有点儿走极端，退回到农耕文明就是走极端，它基于的是简单的价值观的判断，更多的人并不这么判断，也不赞成这个东西。在此，我要讲讲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一个穷人在海滩上晒太阳，晒的方式自然是农耕文明的方式，没有防晒霜，没有香槟酒，晒完以后也不会住到五星级宾馆冲个凉水澡。另一个富人不理解，以为这穷人太懒，放弃了致富的机会。富裕后又能如何？富人的答案，还是说富裕以后可以有休闲时光，可以晒太阳。穷人嘲笑富人：我不已经在晒太阳了么？如果这个故事中的穷人和富人单单是价值观不同，倒也不会有什么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在大酒店圈占的海滩上晒太阳，与在小渔村的码头边晒太阳，究竟有多大的福利差异，全看人的心理评价。如果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区别就是晒太阳的方式不同，我自己也愿意去鼓吹人类应该退回到农耕时代去，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作为学者，要考虑大多数人会怎么样。从价值观来讲，我们一些环保主义的价值观，仅仅是自取的、小圈子的价值观。我承认这些人值得尊敬，我们的社会需要多元化。但是，多数人不是那样的，特别是极端环保主义者不了解农耕文明内在的社会紧张，他们不了解多数人就想挣脱那种关系。当然，环境污染成了工业文明的令人恐惧的副产品，这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认为只有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是犯了浪漫主义的毛病。人类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是不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人类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应该掂量一下。
    回到对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张五常讲了一句话：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很多人都批评张的这个讲法，但我的基本态度是，张的这个话讲得其实差不多。你说唐朝最好？宋朝最好？不是的，肯定是我们这个时期是最好的，当然也并不是好到一点改革的余地都没有了。

二、要坚定不移地全球化

    改革开放这样的视角，侧重的是国内视角。全球化于中国，侧重的是大环境、大趋势。论及中国30年的巨变，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全球化。在谈论全球化这个问题之前，想先稍微谈一下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
    发展模式，的确是过去被忽视的东西。前30年，我们忽视人口问题，当然也忽视了环境问题。后30年的前一段，的确我们的环境搞得不好，尤其地方政府过分用牺牲环境来换取GDP的增长，这加速了土地资源的减少，造成了空气污染、地表污染、水污染，等等。用各种污染来换GDP，值得吗？清醒的人少，有些人说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可惜有这样意识的人太少了。
    今天，开始提倡科学发展观，讲统筹发展，保护环境成了基本国策，更准确地讲是成了基本目标。这样的变化，虽然目前还刚刚开始，但毕竟是对原有发展模式的修正，我完全赞成。在这种修正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机制正在发生变化：中央政府现在强调环境保护，老百姓也醒悟过来了，什么事情就害怕老百姓和中央一体行动起来，只要上下一体，就有了一种系统的力量。现在保护土地为什么没有系统的力量？因为中央有GDP，地方政府想占土地，农民在这方面没权利。而在环境这个问题上，农民的权利也不充分。如果只是拿土地问题与环境问题来比较，在环境方面，老百姓抗争得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包括城市居民在环境这方面的话语权更多一些。
    下面我想重点说说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平衡关系：全球化与民族化平衡，传统与现代平衡。这也是在中国理论界争论得比较厉害的问题。我的基本想法是什么呢？要坚定不移地全球化。一些左翼学者总是担心：一搞全球化，帝国主义就输入这，输入那。他要是给你输入垃圾、他要是给你输入污染（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你自己能干些什么，全球化不是说你全盘接受，人家给你输什么你就要什么，你要作为一个主动的角色，你要跟人家竞争，你要积极地介入。所以我们的全球化不是说要受别人的奴役，恰恰相反，我们要争夺全球化的话语权，我们要平等。在全球化中，我们要守住一些基本的准则，现行的就是WTO，大体上来说，WTO这个准则，作为由国际社会谈判形成的结果，它是公正的。
    那么，在实际的全球化行动当中，当一些大国自己不遵守WTO时，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以WTO这个准则为武器与他们抗争：我们自己要遵守，别人也要遵守。总之，我们不能消极地全球化，而要积极地、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这个融入过程中，我们要权衡利弊，有些方面我们难免会受到损失，有些方面我们也会捞到好处。全球化必然是一个结构调整过程，如果比较优势不在你这儿，像大豆，人家产优率比你高，产量比你高，成本比你低，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一定要用大豆与人家抗争，那当然就不行。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如我们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是有优势的。如果你真正地去深入了解东西方社会，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太聪明了，如果不是体制扼杀了我们中国人的创造性，中国人的智慧那是不得了的。我们的体制的确有一些毛病。
    简单来说全球化的得失，是有舍才有得。特别是在农业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最爱拿这个问题说事儿。我很关注农村问题，对此很清楚——大量的例证证明，搞贸易保护主义，只能害自己，谁走这个路就害谁。比如，我们要进口一些粮食，主要是进口一些大豆，这不是一个什么坏事情。相反，走日本那种保护农业的路子我们是要吃大亏的，为什么？对日本了解的人都知道，日本的饭菜特别贵，这就是保护农业带来的恶果。中国有这么多人，如果走日本的路中国的和谐体制是要下降的，饭桌上吃饭的成本是要提高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感受到饭桌上的东西价格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要让农民参与竞争，因此我对现在中央的一些过多保护农村的政策并不太赞成。我们要把饭菜的价格降低，怎么办呢？就是要竞争，不能给予太多的保护。全世界的农业政治都有错误，就是保护农业。基本的经验证明，谁搞贸易保护，被保护的行业反而就要付出代价。

三、在不确定的转型社会，规则远比道德要强有力

    什么是以德治国？治国，是公共领域的事情；道德，主要是私人之间交往处理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道德的调节能力很强。纯粹的私人生活是一个层次，跨入个人生活之外还有一个交往层次。交往层次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一种经济性质的个别的交往；还有一种，叫集团行动。进入集团行动，道德的调节作用就微乎其微，集团行动的规则过去也可以是专制，现在则民主是个好东西。简单说，在更广大的人际关系领域，比如国家，德治是不够的，需要有更多的规则：少数服从多数，这是规则；选举，这是规则；选举当中要有竞争，这是规则；决策的时候，制衡也是规则。像这样一些规则，远比道德要强有力。
    有些人讲，西方的人遵守道德，实际上是他们违反了某些准则之后的惩罚特别厉害。道德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以所谓羞耻感来惩罚，当人生活非常封闭的时候，你不遵守道德，大家对你的评价降低，你就害羞，这种羞耻感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是可以杀人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唾沫星子淹死人”，这句话是完全对的。但是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集团行动的社会，唾沫星子就淹不死人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就越低。道德羞耻感对于某些集体行动是没有制约力的，因为在集体的共同行动中，羞耻感的惩罚作用已不复存在。比如，铁路沿线的农民可以集体抢掠铁路财物，偏僻乡村的农民可以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为妻，而政府予以干涉时，村民们往往采取一致对抗的态度。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种情形不应奇怪，因为道德的约束作用在确定性程度高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
    表面看，有些人认为好像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没了，人人都丧失什么底线，其实就是道德调整的能力下降了，不是中国人把道德丢了，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学者太多了。不是道德丢了，而是惩罚力度不够了：你要是有唾沫星子唾我，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们的情况是熟人社会解体、熟人社会变得不稳定，这正是需要我们在更广大的领域有更多规则的时候，但我们恰恰没能把相应的规则建立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我认为，以德治国的局限性很大，千万不能把以德治国当成一个首要的东西，在转型时期还是强调依法治国，要提升中国民主政治的水平。

四、我喜欢民主制度，但得慢慢来

    人文学者一讲核心价值观，就好像是天大的东西，而且一讲就吓得不得了——核心价值观丢了！在我看来，所谓核心价值观大致有五个层次。中国人把哪些丢了，其实丢的不多，只是在有的层次上，因为我们虽有价值却无规则，因此不大行。所以，对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一定要仔细去想想，要细化，这样做后，你就会明白，有些东西在转型时期是难以避免的，有些东西我们只能慢慢来。
    说到核心价值观，我把它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就是人要生存，人要活命，有些人文学者为了弄得高雅，就不爱提这个事。人要热爱生命，要勇敢，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层次上，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谁不这样就自杀呗！有没有不这样的国家啊？别说还真有，宗教过分约束人，是不是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了？像这样的国家，是要完蛋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家庭。尊重妇女、抚育孩子、孝敬老人，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我想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遵守，但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这么一套准则，比如上面这三条基本上是现在主流民族都遵守的。可以说，人家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强，什么人老了没人管、孩子18岁踢出去，这是一种方式，不是人家不管，其实我们的年轻一代也越来越是这样。你说这个层次我们丢了没有？基本上没丢。难道中国男人都不管家了？都跟着第三者跑了？不是嘛！这些就是主流的东西，全世界都这样。
    第三个层次，是非集团行动领域的社会交往。也即当你跨出家庭后，就与人平等互利，要尊重别人。我经常跟我女儿讲，人要节制，要宽容，要礼尚往来。孔子的儒家学说就在这方面起了一部分作用，但中国的学者把孔子放大成全部了，有些人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竟然讲“一句论语治天下”，我们的文化学者啊！在第三个层次我们怎么样？我承认有问题：人欲横流，不知道节制，有钱人炫耀式的奢侈性消费、吃野生动物。所谓丢了核心价值观，恐怕多半指的就是这个层次出现的问题。
    第四个层次，是集团行动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按我的讲法，就是民主政治，就是公平的问题，公权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做得不够，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也是在进步。而且，在前面第三个层次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因为在第四个层次没有解决才造成的。你知道我们最不节制的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官员。公务人员具有社会榜样的作用。有些贪官关进去后就说了一句有道理的话：是体制把他害的。他具体怎么说呢？一把手简直就是没人节制，没人管，吃喝嫖赌都没人管，没有人监督。显然，在第四个层次上我们的问题比较大，尽管如此，我还不愿意说改革太慢，有一句话说民主制度也不能来得太快。这是我喜欢民主制度却跟极端的政治民主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
    第五个层次，是国际社会。我非常不赞成有些人煽动仇视心理、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要记住历史，走向未来。比如在中日关系中，有些人成天抱着那些事情不放，成天就是丑化日本，连我老婆一听日本都觉得这么坏，日本真的像她所想的那样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老百姓有时候既可爱又可恨，可恨在什么地方呢？容易被蛊惑。我刚才说了，学者都犯错误，老百姓又不是学者，想问题更简单，容易受政治家的蛊惑、媒体的蛊惑。在这个层次上，真正的学者，作为思考者，一定要脑子清醒；而政治家也要有大视野，不能蛊惑老百姓。简单说，在国际领域，我们中国原来有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那个原则是不错的。最近，在中央的倡导之下，跟日本搞互访什么的，这是对的，要化解仇恨。对日本来说，在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问题上，他们也在变化，对吧？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改变一些东西；和谐世界，也是同样。
    总之，对人文学者嘴上好像是天大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分析、要细化。这当中，有些东西变了，这是在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有些东西要建立，比如民主制度，但绝非一朝之功，需要我们慢慢地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08年第2期